劉再復《五史自传》序——「山頂獨立，海底自行」（之一）
文藝理論家劉再復先生近年開始撰寫自傳，按照主題內容，分為《我的拼搏史》、《我的寫作史》、《我的思想史》、《我的心靈史》、《我的錯誤史》五卷，正由香港三聯書店陸續出版，其中寫作、心靈、思想三卷已經上市。本文是哈佛大學教授王德威先生為這套自傳所作序言，獲刘再复先生授權，在本公眾號發佈。由於內容太長，我們將分期連載，略有刪節。之後我們將選發劉再復先生《五史自傳》的部分內容。
一九八九年初夏的北京風起雲湧，一夕數驚。劉再復離開北京、取道廣州轉赴香港。在此之前，劉再復身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，是中國學界和文藝界舉足輕重的人物。他的《性格組合論》、《論文學的主體性》、《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》等論述廣受歡迎，儼然是八十年代文化熱的精神指標之一。
去國離鄉，他成了漂流者，來往世界各地，最後落腳美國。以劉再復的背景經歷而言，他可以一呼百應。但他選擇退居第二綫，從著述與思考中重新塑造自我。三十年一晃而過，當年的風雲兒女如今已過中年，而劉再復回首來時之路，必然有太多不能自已的感懷。他援筆為文，寫下一本風格獨特的自傳——《五史自傳》。
而劉再復選在二〇一九年出版《五史自傳》，不僅標記去國三十年的心路歷程，也引起諸多歷史聯想。二〇一九是五四運動（1919）百年，也是人民共和國成立（1949）七十周年。前者樹立中國現代啓蒙與革命的典範，後者攸關社會主義的試驗與進程。兩者都為百年中國帶來太多可驚可嘆的反思。《五史自傳》面向大歷史的用意不言可喻。
回到一九八九，《五史自傳》應該還有一層含義。近年劉再復沉潛《紅樓夢》研究，甚至譽之爲現代文學聖經。驀然回首，他必曾感嘆當年自己生命的危機與轉折，何嘗不就像是個「後四十回」的公案？從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，他曾是引領時代風騷的「弄潮兒」。曾幾何時，脫黨抄家、喪國流亡，他這才開始領會繁華褪盡的滋味。從驚天動地到寂天寞地，他有了反省，有了懺悔，從而由「第一人生」轉向「第二人生」，開啓另一境界。
告別革命
—
劉再復抗戰中期生於福建南安農家，成長的歷程恰恰經歷中國天翻地覆的改變。在自傳中，他自謂生命中經過三次巨大喪失：童年喪父，文革喪書，一九八九年後喪國。這正與他作爲倫理人，知識人，政治人的蛻變息息相關。他回憶七嵗失去父親，全賴母親支撐家庭，環境的困窘激勵他力爭上游。他對文學的熱愛起來有自，中學時代「每天每夜都在圖書館，我保證管好圖書館！雜誌一本也不會丟！就在那個暑假，我讀完朱生豪翻譯的莎士比亞戲劇集……每一部都讓我癡迷，讓我沉醉，讓我發瘋。」廈門大學中文系畢業後，他得以到北京參加《新建设》雜誌編輯工作，從此展開他的文學事業。
從大歷史角度看，一個來自閩南的外省農家子憑一己之力北上進京，無疑是社會主義的啓蒙之旅。但北京將帶給他刻骨銘心的試煉。文化大革命爆發，劉由興奮到迷惘，他參加批鬥單位領導大會，「老是想到魯迅的『示眾』的概念.…..心裡想不通，手卻跟著大家舉起來，舉上舉下，一天舉了數十次。那時，我第一次感到心與手的分裂。」他見證劉少奇等國家骨幹如何一夕之間淪爲國家叛徒；當他在報欄上看到「每一個人的脖子上都掛著一條將被勒死的繩索，」「竟忍不住大哭起來，當街大哭。」當時人群中有一老者上前關切，事後才知道是史學大家范文瀾。
在虛無躁動的時代裏，劉發現最痛苦的考驗卻是喪書。當時所有涉及「名、洋、古、封、資、修」的書籍一律被禁。對劉再復而言，「沒有書，對我來說，就等於沒有水，沒有鹽，沒有生活。比「橫掃一切牛鬼蛇神」的社論對我的打擊還要沉重。」他陷入「無邊恐懼」。「生命變質了，懷疑產生了」：「把天底下人類公認的好作家好詩人好作品界定封建階級、資產階級的毒品對嗎？這些我從少年時代就閱讀、就接受、既教我善良，也叫我慈悲的書籍都是大毒草嗎？ 」
文革之後，劉再復參與了新時期的國家建設。他一九七九年入黨，不僅成為周揚、胡喬木等新舊文藝巨頭的写作帮手，更得到國家領導人如胡耀邦等青睞。八〇年代的中國充滿希望，我們不難想像彼時的劉再復如何熱望盡一己之力，改變現狀，也如何將自己推向風口浪尖。一九八五年末他出任中國社科院文學所所長，一躍而為國家文藝研究界龍頭之一。這是「文化熱」的時代，東西時新理論層出不窮，「尋根」、「先鋒」運動席捲文壇。劉自己也憑《論文學主體性》、《性格組合論》等專著，吸引無數青年學子。
此時劉再復的思想已經開始產生變化。他叩問主體性與歷史的辯證是否只能簡化為公式教條，也苦思文學與革命千絲萬縷的複雜關係。周揚晚年的落寞感傷、胡喬木私下的舊詩歌傳抄，胡繩表裏不一的政治決策，更讓他從左派内部理解，千帆過盡，「人」的問題最爲難解，也最需要深入鑽研。他從而認爲「改革」與傳統意義上的「革命」不同，甚至因此向胡光耀邦直陳 「改革需要一種與之相應的良好的輿論環境和人文條件，最核心的問題，作為改革主體的人的『文化心態』。」
一九八六年，李澤厚教授推出《救亡與啓蒙的雙重變奏》，力陳五四運動的兩大訴求——「啓蒙」與「救亡」——並未嘗有平衡發展。奉「救亡」之名的「革命」以其峻急的使命感以及龐大的黨政資源，早已淩駕「啓蒙」。李澤厚於是號召重新思考兩者的關聯。此時的劉再復的思想與李澤厚不謀而合；他們的論述引起巨大迴響，同時也招致保守派反撲。 但更大的考驗是，潘朵拉的盒子一旦打開，後果其實無從預料。 一九八九年的風潮儘管有多重原因，劉再復事後反思，也不得不承認自己同是歷史共業的一部分， 而他付出的代價何其之大！那之後，他倉皇出逃，從此去國至今。
這一年劉再復四十八嵗。他一九六三年進京，奮力拼搏二十六年，從一個編輯成爲國家文藝研究的領導，一切得來不易。他躋身黨内文工政治，對理想和利害之間的衡量其實早有歷練，但也因爲出身民間，他對種種奉革命之名的整風、清算、運動的攪擾有本能的警醒。他力求貢獻所能，卻不能無惑：這個國家號稱打倒封資修，但曾幾何時,「革命」卻仿佛像是「吃人的禮教」一樣，成爲高壓、鬥爭、迫害的藉口？劉再復熱愛他的國家，卻被迫成「喪國」之人。我們不禁想到文革初自殺的「人民藝術家」老舍（1899-1966）名劇《茶館》裏的話：「我愛咱們的國呀，可是誰愛我呢？ 」
還要繼續革命麽？流亡海外，痛定思痛，這是劉再復的大哉問。儘管承諾崇高理想及原始激情，革命所訴求畢其功於一役的工具理性邏輯、道德優越感、政治「例外狀態」、群衆暴力、以及龐大民生耗費，其實難以作爲治國方針。另一方面，海外異議分子呼群保義，誓言與中國作長期對抗，儼然延續了他們原應質疑的革命動機。夾處期間，劉再復作出他的決定，那就是「告別革命」。
劉再復與李澤厚合著的《告別革命》推出以後，引來老左新左一片撻伐。的確，在一個以「革命」為聖寵的政權裏，「繼續革命」還猶有不及，何來「告別」之說？批判者或指責劉李等人迎合西方普世價值，或嘲諷他們墮入「去政治化」的政治，或指證他坐享海外精英位置，成爲個人主義者。其中最強烈的聲音則將八十年代「文化熱」的風風雨雨一股腦轉嫁他們身上，總結為五四啓蒙主義復辟。
面對左派學者——尤其是九十年代後崛起的新左們——的批判，劉再復可能要啞然失笑吧：他們是又一個時代的弄潮兒了。文化大革命後，知識分子在滿目瘡痍中反省只此一家、別無分號的革命論，強調慎思明辨、與時俱進的理性之必要，原有其歷史語境。平心而論，「啓蒙」還是「救亡」的辯論無須有必然結果，而「革命」所富含的政治動能及烏托邦想像也難以輕易否定。劉再復和李澤厚是經過革命洗禮的一代知識分子，他們向革命「告別」，真正的力道在挑戰作爲圖騰（或是禁忌）的革命，促使我們思考「革命」本身已被物化，成爲政治或知識霸權的危機。而這樣的危機意識前有來者，早在魯迅那篇有名的《小雜感》（1927）裏就很明白地批判「革命，革革命，革革革命，革革……。」
上個世紀末以來中國市場經濟開放，引發衆多問題，有心者以鄉愁姿態召喚革命，其實無可厚非。但當他（她）們將社會問題轉嫁為啓蒙之過，並上綱上綫到西方資本主義的滲透，不啻是倒果爲因。話説從頭，馬克思主義不也是西方資本社會的產品？更何況在和諧社會裏，「不准革命」的不是別人，正是國家機器自身。這豈不是最反諷的「告別革命」？
（未完待續）
更多閱讀：